人生最美夕阳红　　

——访原常州武进政协委员、新桥中学离休教师黄远　　

在位于龙城北郊的潘墅古街上，当夕阳下，金色的余晖洒落归途的时候，人们总会看见一位耄耋老人，他白发稀疏、身躯佝偻、步履蹒跚……一双手却有力地挥动着一把笤帚，一下一下地扫着坑洼不平的青石街道，从古街的这头扫到那头，寒来暑往，一年又一年，风雨无阻，早已成了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！这位老人便是原武进政协委员、常州新桥中学离休教师、现已86岁高龄的黄远老师。　　

穿过潘墅古街的一条小巷，再走过一段铺满野草的乡间土路，便到了黄远老师如今蛰居的院落。院子陈旧简朴，两间平房，青砖黑瓦，水泥院坝，院坝边的几丛夜夜红，星星点点的花儿色彩艳丽，暗香缕缕。客厅跟一般农家并无两样，一张八仙桌，两条木凳，如此而已。客厅正中斑驳的墙壁上，依次张贴着四样物事：一张离休证书，一副对联，一首律诗，一块挂钟。　　

离休证书镶嵌在匾额里，当年绸布做的大红花毫不褪色，点缀在匾额的四周，一片绸质叶片翠绿欲滴，竟无一丝尘埃，可见主人对此心爱之至。离休证书的落款单位为武进县小新桥中学，即常州市新桥中学的前身；落款日期为一九八九年八月，距今整整二十年了。黄远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工作，从事教育41年。他于1949年被保送到位于无锡的苏南文教学院就读，早年供职于上海奉贤中学，当时奉贤中学隶属于苏南文教局，局长由苏南区党委书记和苏南军区政委陈丕显同志兼任。1976年他调入常州武进小新桥中学，那一年，黄远老师记忆深刻，如今回想起来，还泪光闪闪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毛主席，周总理，朱德委员长就是在那一年与世长辞的……”在小新桥中学的日子里，黄远老师一直是教学骨干，担任语文教研组长。那时，学校没有图书馆，课外书籍很少，学生阅读量有限，视野狭窄，因此在每天早读课时，黄远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一些诗句让学生抄录背诵，并且他每每读到好的文章，便立刻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出来给学生看，丰富学生的涵养。为了让学生才高八斗，自己得学富五车，黄老师酷爱读书写作，当年工资的相当一部分变成了书费和投稿的邮资，晚年也不减当年，发表文章近百篇。今天，在他狭小的老屋居处却有一间小有规模的书屋：一张宽大的写字桌，被岁月磨蹭得光滑发亮，上面排放着文房四宝，砚里墨汁未干；一把藤椅，一张木制椅，一张竹制躺椅，黯淡无色；三个木质书橱，高矮不一，都装满了藏书，有《郭沫若全集》文学编和历史编，每一类型多达17集，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镜花缘》……一本辞海，厚厚的，破败不堪，线条脱落，蓬松地放在书厨顶部，捧在手上，轻飘飘的，重量与体积极不匹配，时间已剥去了它的重量，但份量不减；还有一些字帖，包括王羲之的，整齐地叠放在位于屋角的他母亲的梳妆台上，散发着久远的气息。　　

黄远老师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思想，针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极端摒弃传统教育的改革呼声，他在1986年第11期的《语文教研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《语文传统教学并非一无是处》的文章，强调在传统中创新，既需要“启发式”，也需要“注入式”，提倡培养创造型人才。文章发表在杂志的首页，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，如果以今天新课程改革的眼光和思维来重新审视，黄老师的观点也正迎合当前课改潮流，可见当时已过离休年龄的他对教育的痴情、执着与反思。由于学校工作的需要，直到年近古稀，黄远老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一方杏坛热土，一生桃李满天下。在他的班级里，曾经创下了50多人全部考上大学的奇迹，其中一个弟子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，现在中国地震局任要职，去年汶川地震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，两鬓斑白的黄老师从电视上目睹此情此景，心中自豪感难以抑止。他曾经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散文诗《春蚕篇》，从中可见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自爱自敬：“蚕儿眠了。一个个昂起头，默默地，不食不动。眠一次，便要蜕皮一次。它们在努力地突破‘旧我’，以得新的成长。它们是在经历着一场艰苦的自我斗争呵！它们不辜负主人的辛勤饲养，它们遍体发亮，一个个从容地而又紧张地在吐丝结茧了。它们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，便是诗人对它们这种精神的热情礼赞！”　　

黄远老师不是党员，但是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受到党组织的影响，并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。在武进县圩塘黄家巷小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喜欢读郭沫若的诗歌，深受感染，再加上新四军经常到学校来进行爱国思想宣传，初步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基础。黄老师记得很清楚，读初二那年，自己参加了在西石桥召开的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，新四军51团团长张海荆在会上讲话，号召大家赶走倭寇，建设家园！参加会议的有农抗会、青抗会、妇抗会和群众等2万人左右，大家同仇敌忾，共唱抗日歌曲《八百壮士》：“中国不会亡！中国不会亡……”　　

初中毕业后，黄远老师考入常州群英中学，校址在瞿家祠堂，即现在的觅渡桥小学。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下的百姓三餐不饱，衣衫褴褛，拖儿带女四方逃荒的惨象，便经常撰文抨击，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，后来加入地下党的宣传队。宣传队分为刻字组、印刷组、运送组、发放组，每组四五人，严格保密，连家人也不知情。黄老师参加的是发放组，负责传单的发放，每到夜里，尤其是云黑月淡之夜，就是黄老师他们活动的最佳时机，大家分头行动，猫着腰，静悄悄地把传单放在弄堂居民门口，并用小石子压住，以防被风吹走。有时碰上国民党的巡逻队，黄老师灵机一动，或者把传单塞入裤裆里，或者丢进运河里，多次化险为夷。　　

晚年的黄老师淡薄明志，宁静致远，心境宛如堂上那副对联：“好山入座清如洗，嘉树当窗翠欲流。”读书、写字、看报、散步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，乐善好施是他品格的自然流露。离休二十年来，他不但每天打扫着那条古街，而且每年春节，自费买来红纸，写好春联，给小街上的每一户居民和店家送去。按规定，他离休后应该享受副县级待遇，医药费和护理费全部报销，与他同级别的人有的因此每年报销十几万，可他总是分文不多取。回头再看墙上的那首由常州书法协会徐浩然题写的律诗，其实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：　　

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　　

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　　

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　　

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　　

     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，黄远老师抬眼看看墙上的挂钟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该看报了。”